吴晓灵：增强中央银行操作独立性

    吴晓灵呼吁，应该给中央银行以更多的相机抉择权，增强中央银行操作独立性，这将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形势。“我觉得国家对金融要管的是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至于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是中央银行自己相机抉择的过程。”    

    吴晓灵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是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货币的过剩、信用的滥用、监管的缺失所造成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危机也起到了诱发和加深的作用。她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更加关注马克思货币理论、信用理论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作用。

    李扬：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指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必须坚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普通大众的原则。如果坚持这个原则，中国的金融业就能够健康发展，避免出现目前在美国发生的惨痛事情。

    他认为，多年以来，在美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中，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主要表现就是金融业具有自我服务的倾向，尤其到了衍生品阶段，金融创新已经找不到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应当在最大限度上杜绝这种情况。

    金碚：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提升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面对金融海啸，中国危险与机遇并存，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在新兴工业化道路上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杨瑞龙：安排配套性政策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建议，在落实目前4万亿短期刺激方案基础上，应在中期安排非投资性的政府支出计划，以大幅度提高转移支付力度，出台未来5至10年政府福利保障计划。

    他提出，可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不能过快推出各种宏观税负减免行动，应当做出中期一揽子推行各种税费减免计划，适当缓和企业危机压力基础上，尽可能出台消费推动型减税政策；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力度，但财政增量的投入方向必须强化其就业导向和消费导向，而不是投资导向。要合理选择保障性住房投资出台时点，细化保障性住房申请细则，防止保障性住房投资对中产阶级购房预期的冲击，避免对商品房产生挤出效应。

    杨瑞龙说，由于价格压力全面回落，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一步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在一些战略资源全面下滑时，应当强化这些资源生产管理和战略储备管理。

　　在出口方面，鉴于未来出口面临的冲击属于需求型冲击，政府不宜过度出台成本缓和型政策，因此，出口退税不宜大规模回调，可以采取其他配套性措施。